倦航的船儿来靠港——信鸽给我带来了什么（二）
当初醉心于信鸽活动的日子里，似曾有个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想法：此生既与鸽结缘，将会与爱鸽终生相伴，不舍不离。而且由于我曾是在国家恢复高考的头一年考试成绩已上线并参与体检后，因政审原因未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象牙塔深造的受挫者，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伺弄信鸽时，往日同一起跑线上的好几个因成为上世纪最精贵、堪称文化荒漠最早走来“天之骄子”的八二届（1977年、1978年入学，均在1982年同一年毕业）大学毕业生的中学同学，有的进入术业有专攻的科研部门拓展专业，有的还到美国、加拿大留学得以进一步发展，而我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完全宽松时的1979年，才从知青点考进一所财贸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基层搞财政金融方面的实务工作。其时在从相关资料上悉心研讨国内刚刚起步的信鸽理论的同时，我也正在关注与研读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的同龄人贝多广的人民大学博士生论文《中国资金流动分析》专著。当时我就在把两个都想有所作为的领域进行了比较，感到仅从事业起点与人员构成的情况看，日后在经济金融方面欲有所建树谈何容易，倒是有心既争取信鸽竞翔好赛绩，又善于进行理论分析与总结，成为“文武双全”的养鸽家不无可能。于是，那会儿手头上还端着基层人民银行工作饭碗的我暗地里把个人努力的重心稍稍向鸽事活动予以了倾斜。
然而，事物的变化与发展不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1992年上半年，我个人事业的里程与鸽事活动上似乎闪现出一道重大转机的迹象。由于我供职的人民银行系统属垂直管理部门，当时所在的鄂南崇阳县人民银行的人事调配权全由上级人行咸宁地区人民银行掌控。时年6月许，地区人行主要领导在向相关人员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拟定调我到地区人民银行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这对于我是个莫大的喜讯，除了职务晋升给人带来的喜悦外，还因为地区人行在当时当地堪称第一高楼的12层金融大厦刚刚峻工，大厦后的好几栋6层高职工宿舍的建设也临近尾声，我若调往地区人行要求一套别人不屑的顶层楼房建鸽棚养鸽子确实是恰到好处。尤其是毗邻省城武汉的咸宁地区人行所在地咸宁市温泉镇，与武汉相距仅几十公里之遥，素有武汉后花园之称,它位处江汉平原与幕阜山北鹿的鄂南丘陵衔接处，虽说因历史原因毫无产业基础可言，但汩汩的温泉、青青的竹海翠林，正好向无烟幽静的休闲、娱乐方向探步。而这样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使我多次将其与养鸽人的圣地，比利时的阿连栋克镇联想到一块。
可以设想，如果后来的事情没有变故，上述的一个养鸽新起点得以达成，我个人在社会上的位子在不出现其它意外的情况下，与现在的情形相比无疑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由此而产生的对日后鸽事的后台支撑，就是经过初时商品经济意识渗入鸽界的萌芽期，逐渐发展到眼前纯商业化地步这样的过程，如果我个人能在我国信鸽饲养模式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坚守养鸽阵地，其养鸽成就不敢断想与时下诸多的强豪比肩，起码与眼前的程度应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当年9月份地区人民银行调整人事的通知下达后，调到地区人民银行任办公室副主任，并牵头全面负责办公室工作的却是邻县人行的一位办公室主任，而我则根据本县的“工作需要”拟就地提拔，将作为县支行副行长进行安排。从而完全打乱了我对个人事业及鸽事活动的预期与筹划。
无论是当时与现在，我都将这次变故视为人生旅途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加之1992年是我们国家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掀起又一波改革与开放的高潮之际，我一位头两年就放弃地区某机关科长职位与进一步升迁机遇，在深圳做远洋贸易小有所成的财校同学悉我情况后向我进行了下海的鼓动与呼唤；另一位在内地银行犯了点事，遭遇较大挫折后到海南从最底层的打工仔做起，两年功夫在海口办下自己千万资产公司的同学也给我现身说法，使我这血管里本身就流动着被人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浙江宁波人不安分、好流动血液的天性得以唤醒与启动，下决心割舍当时说来并不错的现状，到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去历练一番。地区人行主要负责人在阻止我办停薪留职手续时，规劝我沉住气，不要为时刻处于变化调整中的人事安排闹情绪；县人行也专门安排一位身份为县委书记夫人的副行级干部挽留我继续在人行工作，但我还是与时任地区税务局征管科副科长的一位大学同学经到深圳、海口几度考察后（考察期间未忘访鸽友，如1992年10月在深圳深南大道北头的黄贝岭一带的中建某局宿舍区与几位川籍鸽友侃鸽经，还在他们订阅的《中华信鸽》杂志中本人发表的文章上签名留念；又如1992年11月在海口人民桥附近一家符姓鸽友的鸽舍观赏其海口放浙江椒江千公里归巢鸽的风采），在资金市场融资2740万元资金(比当时我们县1992年财政收入2200多万元还多)，于1993年2月份到海南岛搞开发，同时把我一棚引进的种鸽与多羽成绩鸽都转移到一位过从甚密的年轻鸽友棚中。
下海涉足房地产业务，从海口做到北海，在几年的闯荡中，因内地的人际斗争与纠葛在尔后暴风骤雨般宏观调控的气候下波及到海南，加之我们的项目运作上确实存在经验不足问题，在几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上拿捏不准，被两家很有背景的大公司“闪了腰”，导致我个人或因与下海追求的成功有缘无份，或有份无缘，始终未见大的建树。这种情形在现在看来很象弄鸽事，有的人花了大量的投入，反不及有运道之辈用天落鸟的结果可观。同时也使我忽然间省悟到，我还在银行时看到的那些找银行弄专项资金贷款时唯唯喏喏，似乎比我们木纳的生意人，其实比我们更精明，当属天底下最聪明之辈，从根本上说，政治法律层面的人们、文化界诸儒雅之士等“上层建筑”都是为这些“经济基础”服务的，而我却不具这样做商人的天份，于是又怀念起无惊无险、四平八稳的机关干部生涯起来，并于1997年借我们县国税局寻觅文秘写作人员之机，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国税局当起了办公室主任。
在重回机关当干部，做公务员的日子里，我首先一直心存一种在市场经济主战场败下阵来的感觉,故心境十分沮丧。其次,由于这时反观身边久违领域的诸多变故，诚如西方有位学者曾分析的“歇业现象”规律一样，不论是机关工作，还是信鸽领域，以前置身其中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情进展缓慢，当离开该领域一段时间后，其发展变化令人悚目。这不，过去我在银行的好几位同事几年功夫就当了行长，有的还进入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班子；几位部下也从普通职员晋升为行级负责人;上级机关的几位老领导、老朋友、老相识甚至在省内的重要商业银行挑起了大梁，如武汉招商银行的行长刘庆平、湖北华夏银行的行长石会文等。在信鸽界，当初仅仅开始涌动商业运营的思潮之时也属工薪阶层的鸽友,如今也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信鸽实体，在辉煌的赛鸽战果背后，想必也同样是不菲的经济回报。目睹这些情况，再看看自己从起点回归到起点的圈状人生轨迹，一如阿Q画圆般的“大团圆”结局，让人不胜感叹，甚至有些不平衡。
待自己稍站稳脚根，始终惦记着养鸽的我于1999年赴武汉出差时，抽空又踱进了鸽市，并禁不住引进鸽子重又操起了养鸽的旧业，同时在重新订阅的《翱翔》杂志上以一篇“如今迈步从头越”的文字表达了再次养鸽的心绪。尽管我在文章里依然如故地充满了抢前争先、积极进取的热情，但是，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信鸽活动模式的相应转变，鸽界已不象当年那样凡有份或好或坏的工作，就有条件参与鸽事。很多人因打破了固定的饭碗，已迫于生计放弃了养鸽，故养鸽人构成上也有了好大的变化，基层养鸽人队伍相对缩小，并因条件所限没有了比赛活动。因此，恢复养鸽的头两年鸽事活动纯粹只是慰藉我心灵、忘掉人们地位进取场上明争暗斗与商业竞争场中尔虞我诈的避风港湾。正应了我在1984年国庆晚会上模仿当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的台风，以张明敏另一首歌曲《爸爸的草鞋》获文艺演出一等奖的歌词中唱道的，“满载漂泊的沧桑，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的感觉。
2003年秋季,正当我开始怀疑自己几年养鸽不赛鸽,沉醉于观赏鸽子千姿百态地追逐、嬉戏和大模大样地踱着鸽步，有如绅士与贵夫人般从容不迫的神情，是否丧失了起初参与鸽事所追求的求索进取的赛鸽精神，有可能陷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退隐、消极的自得与耽乐境界时，我县鸽会重新组织了信鸽赛事，终于给我初时踏着沉重、疲惫脚步进入的养鸽港湾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自恢复参加赛事以来，我称得上是鸽运加悟性俱尽人意，在连续几年的竞翔中都有较好的斩获，在县内的各个级别的赛事中摘金夺银的基础上，逐渐在咸宁市几个县市的联翔中跻进了位置，并在日前秋季的首场中距离竞翔中取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为个人鸽事的复兴拉开了序幕。
赛鸽活动中燃烧起来的激情，同样影响了我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姿态，使我完全理解了过去的文友，后任我省国税局教育处处长的魏贵和先生在我2003年个人出版的经济税收文集序言中针对我所谓“大团圆”情绪所说的一句话：“走一条没有曲折的直路，诚如毛主席说过的：‘坚持数年，必有好处。’这在时下多数机关里依然重资历、看经历的情况下，固然有其一定的长处。但在外面转了一大圈‘还乡’，则不能视为从起点回到起点简单的复归，而应视为一段螺旋状的人生轨迹，作为个人通过这么一番历练无疑使之思想更加厚重，视野更加开阔，能力更加全面，这是我们系统内也实施人员交流举措所追求，但难以从根本上达到的优势。”看来，倦航的船儿靠港后决不意味着就此沉沦，而是要通过蛰伏、休整后力图积聚新的能量、升火待发。因此，今后无论是在人生上，还是在鸽事上，且把回归点当作新起点，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地面向未来，才是作为一名欲真正具有赛鸽精神的我下一步应持有的心态与姿态。
2005年10月14日匆于灯下
(载北京《信鸽》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