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公棚乱象背后的体制困局
在鸽界，公棚之乱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其乱的根源在于体制。现阶段依靠法治来规范公棚业的行为，只能是停留在嘴上的活儿。当今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通过作为市场主体的鸽友自身的主动选择行为来“规范”公棚业，使其逐步向健康发展的方面过渡。
为什么说公棚之乱的根源在于体制，因为体制就是公棚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气候。当土壤和气候不适宜公棚生存时，其乱是必然的。按说中鸽协是公棚业的主管机构，但它实际上是管不了公棚的。中鸽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它是一个集“官”和“民”这样的双重身份于一体的怪胎。一方面，它既是政府管理部门和公职机关的一部分，属于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具有形式上的民间性质，属于行业性社会自治团体。而在名义上隶属它管辖的公棚，却是纯属商业性质的经济实体，独立经营与核算。如此“官、民、商”不搭界的鸽界体制，若想得到市场运营的有序、行业监管的公正、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岂非咄咄怪事，而从中生长出无数既黑又烂的“劣鸟”，又何足为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劣鸟”其实既是危害者，同时也未尝不是受害者——恶劣体制生态之下的必然产物。
鉴于此，由中鸽协这个怪胎上面生长出来的什么《暂行规定》能让人抱有多大的希望，并且对规范公棚业自身行为能够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不能不令人产生质疑：其法律效力有几何、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又有多强、公棚对此会不会阳奉阴违或抛之脑后？如果答案是负面的，那么它就等同于一纸空文。
在中国，行业协会与其下属的具体对象之间，多是一种有名无实的挂靠关系，行业协会对其下属对象并无太大的实际控制权。排除触犯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更多的时候，一个行业的正常运转，主要是依靠其自律，即道德约束来实现，而非来自外界的什么强制力。如果说有什么压力的话，那么这种压力也就是市场本身。对于公棚来说，这种压力就是鸽友。通过鸽友这种参与主体的监督和施压，可能要比形同虚设的中鸽协来得更管用，因为公棚没有了鸽友的参与，它是办不下去的。这就要求鸽友们在擦亮眼睛、明辨是非、理性而审慎地选择鱼龙混杂的公棚的同时，能不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类似企业工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的团体进行维权，并对公棚施以有效的监管。因为众人团结起来要比这样一盘散沙式的对公棚进行“敲打”所产生的力量大得多，其效果也要好得多，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人来做并达成共识。只有当优秀的公棚取得生存的空间时，那些劣质的公棚才会没有立足之地。
这样讲“自治”并不意味着公棚业不需要法制建设，相反是非常需要，因为它是体制这块土壤中生长的重要一极。正由于其重要，若想根植于体制的土壤却很难。由“官、民、商”成分构成的这块劣质土壤不适宜现阶段法制的植入，在体制本身尚未“捋”顺的情况下，法制又怎么能够具有针对性地植入？即使贸然植入又能有多大的法律效应？执行起来又能够见到多大的实际效果？除非是彻底改变体制这块土壤的内质构成，然而谈何容易！对此，只有当一种足够巨大的外力对其形成影响时，才能有限度地得以实现，例如前不久被叫停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正是缘于去年发生的几起因房屋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之类的事件，由此引发对强制拆迁行为排山倒海般的声讨之后，遂触动高层痛下决心修改该条例。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这样一个条例，要想动摇同穿一条裤子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这样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使其有所改变甚或放弃拆迁行为，即产生这种行为本身的体制土壤，也势必像登天一样难。
相比之下，一个由区区几十万养鸽人构成的边缘行业，又有多大的能量吸引公众的目光呢？总不至于也让我们的鸽友向那些被拆迁者学习，为了几只鸽子而“自焚”吧！另一方面，即使有“法”又能怎么样呢？法律真能做到面面俱到、包治百病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不要说没“法”，即使有“法”也可不依，或是将“法”当个幌子来乱治，正如地方政府揣着《拆迁条例》号令天下一样。或许，曾经的《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还靠我们自己。
一个国家、社会或行业的正常运转，无非是依靠两套系统来维持，即法律和道德。当法制不健全或呈空白之时，就只能依靠道德。
或许，我们在短时期无法奢望一部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针对公棚业的法典的诞生，但是从道德层面来说，我们在现阶段却可以从自身做起，明智而理性地选择公棚，并通过网络和鸽刊这样的形式，对公棚形成舆论声势，促其改进或收敛。而作为公棚，也要敞开门户、广纳善言，通过不断矫正和修为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在行业自律、双方互动的基础上，使公棚业走上健康发展、良性循环的道路。但这也只是作者单方的“美好”愿望而已。对于公棚业的乱象，治标易，治本难，道德是标，法治是本，难和易是相对来说的。治标只是权宜之计，标本兼治才是解决之道，而这也只有在鸽界体制真正“捋”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为什么我们的体育总局总是固执地抱着那个陈旧的体制不放？如把中鸽协的杰哥换成建国。这也无非是换了个马甲，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江湖还是那个江湖，规矩还是那些规矩，一言以蔽之：体制依旧。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杰出人才？这是在去年离世的中国当代科学的奠基人物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疑问，它同时也在拷问着每一个具有良知的国人的内心：我们为什么出不了杰出人才？具有美国留学背景的钱学森的这一问题的提出，让人不自觉地将它放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对比：难道是中国人比美国人笨么？可为什么中国人一旦到了美国的大学，拿个诺贝尔奖就那么稀松平常呢？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教育体制使然。
一个好的制度就好比是一块充满生机而又肥沃的土壤，它往往能催生出人才成长的参天大树，而一个坏的制度却无疑是滋生蛀虫和腐败的温床，除了侵蚀国家和民族的健康的肌体，再就是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出大批庸才，同时还可以让人才甚至天才也变成庸才。
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总是被西方业界所诟病，并且“made in China”的产品屡遭抵制，排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它们较为反感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的介入。这从另一面说明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成熟和彻底。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背后往往不乏有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操纵，并且存在于许多行业。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惟独忘了自己“服务员”的身份。这也难怪，因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环境中。或许，只有当大社会、小政府也即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到来之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实现之时。
就中鸽协来说，尽管在几任领导的任期内不乏有一些“小动作”，但在大的体制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这些隔靴搔痒的“小动作”来根治当下公棚业的乱象，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它没按市场规律来走。只要体制之“冰”一日不破，公棚之乱就会一日不变。
如果把体制比做一池水的话，那么企业就是其中的鱼，只有当池中的水足够鲜活时，鱼才能够成活灵动。反之，如果是一潭死水，鱼即使能活下来，也和半死不活差不多。如果中国鸽界的管理体制还是这样僵化落后，还是这样“一潭死水”，没有丝毫“破冰”迹象，还是这样外行领导内行，无法适应市场化和职业化的需要，那么公棚业就会无限地沦丧下去，直至成为一条“死鱼”，如同体育总局管辖的足球一样。